近些年来，农村老人自杀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是研究该问题的重镇，多年来一直在进行跟踪研究。2009年，陈柏峰发表《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一文(该文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引起了人们对湖北农村老人自杀问题的震惊。随后，该团队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对湖北农村的老人自杀和养老问题进行了探讨。2014年7月，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刘燕舞博士发表了《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课题的系列成果，再次将人们的视线聚集到湖北京山县农村。京山县为湖北省荆门市下辖县，与沙洋县紧邻。笔者小时候在沙洋农村长大，亲戚朋友现在大多仍在沙洋农村。这些年我经常回乡，耳闻目睹周围农村老人的生活状态，我对上述专家学者们的描述深感共鸣。不仅京山如此，2012年以前，沙洋老人自杀的问题也同样严重。2012年以后，由于政府出台了针对农村的
医保政策和对农村老人的补助政策，沙洋县每名60岁以上老人有了最低生活补助金，自杀现象才有所缓解，但并未绝迹，周边农村老人自杀的现象仍时有所闻。农村老人的自杀，并非发放一点补助金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当前农村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日益紧张的代际关系，包括年轻一代经济上对父辈(这里的“父辈”也包括祖父辈，下同)的剥削、情感上对父辈的漠视双重问题。

 

　　经济上的代际剥削是当今中国存在的普遍现象，并非农村所独有，但农村代际剥削的残酷程度远远高于城市。这种剥削主要表现在儿子对父母的剥削。30多年前，农村人是以多生儿子为骄傲的，即所谓“多子多福”。那时候娶媳妇的成本与嫁女儿的成本相差无几，但一家若有两个以上儿子，不仅意味着父母以后养老有几个儿子共同承担，且儿子多了不仅意味着家庭劳动力强，且儿子娶妻生子后家族人多势众，不怕被人欺负，这家在村里的地位自然会提高。相比较而言，女儿则被认为是为别人养的，是“陪钱货”。但现在完全颠倒了，娶媳妇进门要建楼房、付高价彩礼，嫁女儿则成了赚钱的买卖。现在农村已经有了一个儿子的年轻人生第二胎时顾虑重重，生怕再生一个儿子。有句俗语：生个女儿
喜洋洋，生个儿子哭一场。一家若有两个以上儿子，这家的父母就成了周围人们同情的对象。30多年间，农村的价值观、代际关系经过了一次彻底的倒转。这种翻转是传统与现代化在农村较量的结果。事实证明，在铺天盖地的现代化潮流面前，农村传统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观和代际关系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促成这一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是农村盛行的攀比风。爱攀比、讲面子是中国人的共同特点，但当下的农村比城市尤甚。在城市，随着单位制的退出和社会流动的加剧，人们大都生活在社区，彼此并不熟悉，即使在一个单位工作的人，彼此也并不关心对方家里房子多大，娶媳妇花了多少钱，这些都不会给人的“面子”带来太大的影响。而农村不同，大家祖祖辈辈在同村居住，每家几口人、住房有几间、每家媳妇娘家在哪里、娘家有些什么人，大家都一清二楚。张家花了多少钱娶媳妇，李家就只能多不能少，否则就没面子;李家女儿出嫁要了多少彩礼，张家女儿出嫁时也不能少要一分，否则显得自家的女儿不值钱。做父母的谁也不愿意自己的儿女比别人差，差了“走到外面会抬不起头”，这种观念导致父母们为了儿女不惜花光所有的积蓄甚至借一身的债。在一家之内，兄弟之间、姐妹之间也有攀比。我的大姐有两个儿子，老大结婚时，大姐和大姐夫倾其多年积蓄，在县城给他们买了房。几年后，老二娶媳妇，大姐夫妇俩已经拿不出钱来再在城里买一套房。他们东借西借，好不容易凑齐了买房和彩礼钱，女方父母才同意办了婚事。其实，老大、老二夫妻都是自由恋爱，感情不错，但在现在的农村，感情是没有份量的，年轻人感情再好，房子、彩礼(这两年又有些地方开始要车子)这些面子上的东西也是必须的，否则有情人也可能难成眷属。

 

　　农村这种攀比和竞争是近十几年才逐渐加剧的，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除了上述爱“面子”的原因外，另一重要原因是因为改革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随着市场经济深入乡村，乡村社会正在逐渐分化出不同的阶层。父母经济条件好的或本人勤劳致富的，会成为乡村的上层，受周围人尊重，还有竞选村干部的可能;父辈穷、儿女又没有特别能力致富的则有沦为乡村下层的危险，受人鄙视，被人欺负。为了避免沦为下层，儿女借结婚之机，将父母的钱干净、彻底地收入自己手中，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第一桶金，也作为自己未来立足的保障。这种做法在有两个以上儿子的家庭尤其严重，兄弟间、妯娌间生怕父母多给了对方财物，自己吃了亏，因此锱铢必较，甚至大打出手，因此而激化家庭矛盾的不在少数。